苏北人在上海：被建构的“他者”与沉默的抗争史
一、何谓“苏北”？——一场跨越时空的身份谜题
“苏北”从来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，而是一张被权力、经济与偏见编织的社会标签。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初期，数百万因水患、战乱和饥荒南迁的江苏北部移民涌入上海，却被冠以“苏北人”这一充满污名化的集体称谓。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（Emily Honig）在《苏北人在上海：1850—1980》中尖锐发问：“当一个人说自己是苏北人时，他究竟在说什么？”[4]
书中揭示，“苏北”的边界始终模糊流动：扬州人被苏南人称作“苏北人”，而扬州本地人又将更北的盐城、淮安视为“苏北”。这种基于方言、习俗和经济地位的层级化分类，实则是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“他者化”的社会建构产物[6]。正如作者所言：“苏北人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在码头、工厂、棚户区的日常摩擦中被反复刻写的。”[4]
二、血泪迁徙史：从逃难者到都市边缘人
1. 天灾人祸下的生存突围（1850-1911）
黄河改道引发的十年九涝、太平军战火席卷江淮、里下河地区盐业衰败……多重灾难将苏北农民推上南下逃荒的“独轮车”。书中收录的口述史令人震撼：“祖父带着全家五口，用门板扎成筏子漂流三天三夜，到上海时只剩三人。”[5]这些“水上漂来的移民”初至上海时，大多栖身于苏州河畔的“滚地龙”（芦苇棚），以拉黄包车、码头搬运、浴室搓背为生。
2. 歧视制度化的形成（1912-1949）
随着租界经济的扩张，“苏北人”逐渐成为低端劳动力的代名词。书中引用1930年代工部局档案显示：76%的粪车夫、84%的码头苦力、91%的殡葬从业者来自苏北[6]。更隐秘的歧视藏在文化符号中：穿红棉袄会被嘲讽“苏北新娘”，唱淮剧被贬为“江北小戏”，甚至连扬州三把刀（厨刀、剃刀、修脚刀）也被污名化为“伺候人的行当”[2]。
3. 革命浪潮中的身份博弈（1949-1980）
新中国成立后，尽管户籍制度试图消解地域差异，但书中披露的档案显示：1957年上海某国营纺织厂招工明确标注“不收苏北籍”；1960年代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，苏北籍青年返城比例最低[5]。更荒诞的是，在特殊历史时期，“苏北人”竟成为政治批判的隐喻工具，某次批斗会上，一句“你祖上在扬州开过澡堂”即可引发全场哄笑[2]。
三、沉默者的反击：文化认同的觉醒与重构
面对系统性歧视，苏北移民发展出独特的生存智慧：
- 经济互助网络：阜宁同乡会垄断上海菜场茭白批发，盐城船民建立黄浦江沙石运输联盟[6]
- 文化自卫策略：将淮剧《赵五娘》改编成沪语版，在弄堂口搭台唱“改良江北戏”[4]
- 身份话语重塑：1980年代初期，扬州籍知识分子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起“谁是真正的上海人”大讨论，强调“大闸蟹最早是苏北渔民引入淞沪”[5]
书中特别记载了1979年“淮扬菜正名事件”：当某美食家宣称“苏北菜不入流”时，绿杨邨酒家老师傅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从狮子头看海派文化》，以一道“蟹粉狮子头”的百年演变史，揭示苏北饮食对上海本帮菜的奠基性贡献[2]。
四、穿透偏见的历史棱镜——经典论述与当代启示
1. 振聋发聩的学术论断
- “族群是被发明的”：韩起澜通过比较上海苏北人与美国黑人、欧洲犹太人的遭遇，提出“现代城市的族群歧视本质是资源争夺的副产品”[6]
- “红棉袄的政治学”：书中以服饰为切口，剖析1950年代苏北女性通过改穿列宁装实现“去地域化”的身份突围，堪称微观史典范[4]
- “澡堂里的公共空间”：扬州浴室不仅是清洁场所，更是苏北移民的信息交换站、信贷合作社和婚姻介绍所[5]
2. 照进现实的思考
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争论“上海排外”时，可曾想过今天的“新上海人”是否会成为昔日的“苏北人”？书中警示：“任何以地域划分人群的标签，都是权力话语对复杂人性的粗暴裁剪。”[4]作者更指出，2014年某足球解说员辱骂江苏球员为“苏北狗”的事件[2]，证明历史偏见从未真正消失，只是换了面具继续游荡。
五、为何要读这本书？
1. 填补历史叙事空白：主流上海史多聚焦买办、文人与革命家，本书让沉默的底层劳动者发出声音
2. 理解当代城市矛盾：从“硬盘”“白完”等网络歧视语中，看见历史幽灵的当代变体
3. 方法论启示：如何用澡堂票据、菜场账本、婚介登记表等“边缘史料”重构被遗忘的群体史
正如复旦大学苏智良教授的评价：“这本书不仅是在写苏北人，更是在写所有被贴上标签的‘他者’——当我们撕下标签时，或许能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上海，以及更复杂的人性图景。”[5]
参考资料：
[2] 苏北人在上海 - 图书 - 豆瓣
[4] 《苏北人在上海:1850—1980》在线免费阅读
[5] 《苏北人在上海》1850—1980 | epub,mobi,azw3,pdf,txt电子书下载
[6] 苏北人在上海1850-1980/上海史研究译丛-图书-手机当当网
